在近代中國畫史上，廣東畫家鄧芬（1894－1964）可說是一位藝壇奇才。他精書擅畫、亦工詩詞、曲藝精湛、兼擅雜藝如欖核印雕等。在中國近代畫壇上能像鄧芬如此多才多藝者，有如鳳毛麟角。他穿梭往來於廣州、香港、澳門；活躍於藝壇及曲壇，在推動傳統國畫和粵曲方面作出不少貢獻，其為人疏狂不羈，也留下不少韻事佳話。鄧芬最後定居香港，在1964年一個風雨之夜遽然辭世，故亦可視為一位香港畫家，其在書畫藝術、曲藝和詩文上的獨特成就，實應得到進一步的正視和定位。

香港近年碰口碰面都是「社會參與式藝術」，甚或有趁墟現象，但這方面的討論卻未跟得上實踐，因為，觸碰社群／社區藝術實踐上的問題意識，譬如「社區是誰的社區？」、參與性、創作倫理、美學形態、介入的效應，對之加以詰問或深入探究的論說，可謂遠遠不成比例。本文的著墨點，乃在於回溯及梳理香港自九十年代以來「社區藝術」的發展脈絡，不論官方政策及資源的投入，民間的邊探索邊實踐，以至社會氛圍的變迭，各股力量拉鋸，鼓動這一範疇的挺進。

作者於文章開首指出，藝術的創作和接受向來以視覺和聽覺兩種感官為主，而觸感藝術較少受到重視，最初出現，以至舉辦展覽，主要是為失明或視障人士而設。文章接著提到提倡觸感藝術的組織（如「香港展能藝術會」、「香港盲人輔導會」屬下的「家長資源中心」），又歸納推動此種藝術活動的多重意義。作者詳細介紹「第三屆香港觸感藝術節」展覽中的展品，然後嘗試討論觸感藝術的美學，包括後天失明的藝術家莊心珍的創作和先天全失明人士的觸感世界。

香港的高等學府長久以來匯聚了不少學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在港扎根、耕耘。傑出藝術史學家兼藝術家萬青屴教授（1945–2017）就是當中一例。他於北京出生、就學，其後到美國進修，1989年來港工作，直至2011年退休。他曾任香港大學藝術系教授，2006年出任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建院總監及講座教授。萬教授在治學上最為人熟知的，應是他對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繪畫史的研究。這一研究領域在他開展研究生涯時還處於草創階段。他作為一名畫家，又與當代傑出藝術家如李可染（1907–1989）、陸儼少（1909–1993）和吳作人（1908–1997）交往密切，使他對中國現代繪畫史有親身體驗和獨特的見解。 而論及他的個人創作，他追從筆墨傳統，但尤有個人風格，作品不時流露出詼諧和諷刺的意味。通過他的人生經歷、藝術創作和學術成就，萬教授對中國繪畫史及其未來發展確立了清晰有力的看法，自成一家之言。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六十年來，任教的老師及畢業的出色學生不可勝數。此文僅選取及談論曾獲香港藝術館籌劃的首個頒發官方獎項給新晉藝術家的平台—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後改稱香港藝術雙年展、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奬）獎項、均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卓有成就並能獨立發展和另創局面的藝術家（包括廖少珍、何兆基、石家豪、管偉邦），闡述其與藝術系老師的結緣及教學相長的關係，如何受到啓迪和日後自創新風，同時也可窺藝術系在培育人才方面的貢獻。

有關香港文藝勞動的議題，近年受到不少文藝工作者與學者的關注。一方面，探討文化及創意工作者 勞動狀態的學術研究漸成體系，另一方面，不少文藝工作者，包括藝術工作者，不但有意識地對外界 解釋個人的勞動遭遇，更身體力行地組織起來，嘗試以建立集體意識（collectiveness）的方式正視文 藝勞動議題。建立集體，是體現勞動三權，即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的一種形式，而建立勞動集體的其中一個方法，正是成立工會。在2016 年，一班本地藝術家開始籌組「香港藝術家工會」，歷經準備、提議到成立等階段。「香港藝術家工會」的成立是個關鍵的契機，讓我們思考本地藝術家的具體勞動狀況與身分。工會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當時被視作沒有法定地位的非法組織，演變到十九世紀中期以降在世界各地漸漸取得合法地位。時至2016 年的香港，藝術工作者在網上發起成立「香港藝術家工會」。工會的歷史跨越時代、國族、行業，既反映了勞動政治經濟發展的複雜，也證明了隨著歷史的推進，以及勞動形式的轉變，爭取勞動者權益的思考與方式還在持續發展。本文藉著「香港藝術家工會」成立的契機以及因此而來的討論，探討一些與藝術勞動（artistic labor）相關的議題，例如藝術勞動者的個體企業模式、藝術勞動的個人與集體、藝術工作的勞動連結等。

2015年，香港出現了多個另類藝術空間，「咩事藝術空間」是其中一個。本文追溯「咩事」的緣起，梳理「咩事」在運營的兩年裏頭所發生的，包括駐場藝術家的活動、與社區的關聯及其運營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反思社區藝術、舊區重建、仕紳化、空間營運與資源分配、對於時間和勞動的理解、藝術生產等議題。

筆者相信更多有關博物館的討論，有助推動社會對於文博機構的理解，從而促進館方與社群的互動， 共同思考我們需要什麼類型的博物館。本文介紹兩個博物館計劃（大英博物館的「世界歷史百物誌」項目，及利物浦「國際奴役博物館」），並從知識建構與社群參與兩方面，討論博物館如何以文化提昇公眾的生活質素。這些個案旨在拋磚引玉，思考博物館如何回應當代社會需要，而非主張機構必須做什麼、怎麼做。博物館如何隨社會文化的變化而更新其詮釋、如何與當代社群對話？博物館學學者相信博物館屬於社會大眾。它有責任成為人人有所參與的知性平台，致力與社群一起討論文化的價值與意義。本地博物館有意拓展文化的新想像，就必須思考其定位——究竟博物館如何回應香港文化的課題？如何與公眾連結？如何以文化提昇人人的生活品質？否則，有關博物館發展的討論只能從營運模式、機構績效評定、專業規章等工具理性的層面著眼，卻始終未能將博物館的理念放諸本地文化脈絡，再三思考如何實踐、轉化相關理念，促使博物館機制成為自身文化發展的動力。

本文旨在透過剖析香港視覺藝術生態圈如何培養、發展及維持藝術環境的不同層次，探討隨之而浮面的一些假設。由市場主導催生、日益蓬勃的視覺藝術生態系統，吸引公眾參與，引發大眾興趣。愈來愈多的觀眾、普及興趣和對藝術的關注，促進了資本文化與習性的早期交流。由《救世主》的公開展示到填滿莫內作品的商場，視覺藝術生態得以在這獨特而享負盛名的環境之中一直成長。商業市場獨力為整個地區的大眾提供接觸國際美學指標的機會，巴塞爾藝術展推波助瀾，由排隊購票的人數可見一斑。私營及二級藝術市場的強勢，有助培育生氣盎然，與跨國視藝有着動態關係的獨特觀眾群。這無可比擬的基礎，主導香港對當代藝術的敏銳觸覺及其經濟、並開啟（觀眾與）藝術藏品和藝術空間的知識性互動，以期發掘藝術的意義。香港即將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利用及豐富此基礎，建立與公營博物館之間的聯繫。我們身處的藝術時代，市場帶來的利潤滋養創意產業的生命，為觀眾提供難得的機會，藝術消費直接推動藝術生產。

“2016 年12 月22 日，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發前往北京前，在香港國際機場會見傳媒，表示將有一「特區政府和故宮的文化合作項目」。一天之後，她宣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 故宮）將建於西九文化區內，由西九文化區（西九）管理局營運和管理。香港故宮將展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贈港幣三十五億資助博物館設計、興建及籌備展覽開支。
香港大部分市民在林鄭宣佈當日，才得悉合作協議。社會對於協議在未經公眾諮詢程序便已敲定一事，意見紛紜，引發連串在立法會、政界、藝術業界、以及民間的爭議。
2017 年6 月29 日，西九管理局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就興建香港故宮簽訂合作協議，預計2022 年落成。”